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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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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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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中国文化中最发达的是权力意识。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政治权力渗入民间一切领域，具有主宰一切的威力。古代统治者们一面让人民跪着生活，一面还在说，这是对臣民最大的政治关怀和爱护。

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是谎言充斥、人格萎缩、吹牛拍马盛行的社会，是创造性被扼杀、资源为政府垄断、经济缺乏活力、贪腐泛滥的社会。

无限的权力导致无限的灾难。中国几千年权力至上，诱发了无穷的奢望，鼓动了朱元璋之流为富贵发财挺而走险。于是，中华民族陷入了王朝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之中，人民血流成河，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二

中国主义------民众的贫穷愚昧、温良恭俭让与君主的专制、手握杀伐大权互补。握有权力的历代统治者讲究的是如何桎梏人束缚人，如何压服不满、搜刮民财，没有权力的百姓只有引颈受戮、安贫信命，只有唯唯诺诺、恭恭敬敬、规规矩矩。

有人说，中国的君臣之间是虎狼关系，官民之间是鹰鼠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症结在政治，在于政治专制、思想独裁，在于主权不在民，在于暴力、空想和愚昧的根深蒂固。

一些中国人信奉：人是社会的附属品，社会是国家的附属品，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社稷，人民、社会都是政治化国家化的存在。如此，在传统中国，独立的鲜活的个人消失了，独立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发芽成长。

一些中国人信奉：意识形态独尊（如汉武帝、董仲舒）、理论专制（如朱熹），信奉思想警察的威力（如韩非）。知识分子于是被阉割或自我阉割，成为知识太监、御用工具。统治者还通过取缔学术自由以禁锢思想，阻碍进步。由此，中国的法统虽然常中断，但独尊的意识形态道统从未中断。

一些中国人信奉暴力、镇压、盲目的革命。民众有序的抗议往往不能促成旧中国统治者的让步和改良，相反总是惨遭镇压。我们热衷于谈论法国的暴力革命，斥责英国式的和平变革的“不革命主义”为改良主义、保守思想。

一些中国人信奉空想、乌托邦，信奉社会进步有捷径，并且把空想、捷径建立在小农的平均主义、官本位的权能主义基础之上。我们不懂得现代化与民主是一个整体、发达的科技是优秀文化的产物；不懂得人类的发展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些中国人信奉愚昧就是力量。统治者要愚民，老百姓也认为知识没什么用处，只要跟着别人造反就可以了；中国的读书人经常被说成书呆子，成为众人的笑柄；我们的书也是八股、四书五经之类，读书就是背书，所以，（旧）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因读书人多而进步。

三

民主法治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人治是最不安定的因素。没有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会变成封建主义。

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只靠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像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割除其自身的肿瘤一样。

必须寻找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四

中国的单位制度太落后、太黑暗了，人一进单位就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有冤也没处伸。

我们的“单位”是无所不包的婆婆，是托老所，是生活的命脉，是“饭碗”的所在。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等都依靠“单位”，地位、金钱都来自“单位”，为了这个“饭碗”，一些人削尖了脑袋钻营，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不知多少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人格尊严！

有些“单位”的“领导”成了民之父母，高高在上，仗势欺人，招权纳贿，我行我素，而职工成了芸芸众生的“群众”，成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没有人格的人，成为一滴水，一株小草，一颗钉子。而且，老百姓也以能做小草、钉子为荣。胡适说：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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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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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是唯利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中国的社会风气是“以钱开道”，“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交往中讲究礼金（聘礼、彩礼等）、回扣、好处费，甚至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一些人的道德观念淡薄，没有任何信仰，或者说只有钱的信仰，唯利是趋，玩尽阴谋权术；社会公益事业几乎无人问津，甚至救灾款、扶贫款也有人敢贪；即使是救人一命，有人也先问价钱；青年征婚，则列数银两收入；举办婚礼，则大吃大喝，讲排场，比阔气；即使是祭典先人，也是烧纸钱，烧冥电视、冥手机、冥汽车。

中国人是互虐主义者，人际关系处于紧张、委琐、互虐的状态，一些地痞、官僚、暴发户有虐待狂的心理，许多百姓则是受虐狂。权贵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喝叱训斥，对同级倾轧争斗；“贱民”们则逆来顺受，受尽官吏、恶势力的盘剥欺诈，有理无处申；而他们一旦得势，成为“人上人”，也会如法炮制，仗势欺人。所以，（旧）中国只有上下两个阶层-------主子阶层与奴仆阶层；只有两种相反的称谓------“老爷”与“奴才”。没有平等可言。

中国人性格内向、阴柔，具有女性化的特征。我们精于算计，精于倾轧，精于为人处世。淮阴侯韩信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的歌词写得好：“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雄赳赳一代名将，野茫茫四面埋伏。山埋伏，水埋伏，将军战术传千古；山埋伏，水埋伏，功臣末路断头颅。战场埋伏，官场埋伏，朝廷埋伏，宫廷埋伏，疑阵在何处，帅才不如帝王术。”这写出了布满机关陷井的中国社会的状况。明朝顾起元有诗：“相逢狭路宜回身，野渡宽平好问津。底事排挤同踬扑，往来俱是暂时人。”顾起元属于看得开的。而许多中国人却是陷于尔虞我诈而陶然若醉。

一些国人心理之猥琐、阴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君子国与小人国是一对转化的关系。中国人持“性善说”、“良知说”，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应当相信人人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圣人。于是，权力不需要监督，只依靠道德自觉、自律、反省、自我批评来解决为官清廉、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但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学会了谎言阴谋，因此，君子之国变成了小人之国。西方人持“性恶说”、“原罪说”，承认人的自私、利益，同时为了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寻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于是，小人之国变成了君子之国。

二

中国人不属于文明民族。即使有自称先进的东西，也往往是先进其外，野蛮其中。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面对着五大敌人（五种中国病）：人治（特别是封建专制），官有（官府垄断资源），贪腐，愚昧，倾轧（暴力与计谋）。因为人治，因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贪腐、愚民、暴力、阴谋，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胡适说：“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僵化的思想”。他还说，人民和官员要以“公忠”代替“私忠”。所谓“公忠”，即忠于国家-----人民主权的国家，国家成为“公器”；所谓“私忠”即忠于当政者、独裁者。而旧中国往往是有“私忠”没有“公忠”。

胡适又说：“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胡适认为：“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残民以得逞的旧式专制”。“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预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否则，“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陈独秀认为，“国家原来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对于恶人的国家当权者，人民可以暂时不言“爱国”，因为“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

罗隆基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应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制度的功用在把坏人作恶的机会，减少到最低最低的限度”。“无论开明的或黑暗的独裁制度下，他最大的仇敌是思想自由。独裁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个模型，从新铸造国人的头脑，这就是思想统一运动”。

李大钊说：“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府尚公开。秘密者，每出诡谲之权谋；公开者，必有鲜明之旗帜”。专制制度下，“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共见”，而“文明国之政争，且在演讲台上”。他还认为，中国人“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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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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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千年以降，中国一直是教条之国、八股之国。汉武帝独尊儒术肇始，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教条，不得越雷池半步。后来，科举制度进一步严密，到明朝中叶定型了八股文，写文章都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固定段落组成，迫使知识分子们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中国人的创造力进一步萎缩，个性能力被压抑到最低。如此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得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儒士都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溜须拍马的庸才。中华民族到近代遂陷入昏昏噩噩、落后挨打的境地，亦是必然。

二

中国现代一直有一种极“左”文化肆虐着。一些人唯恐不“左”，宁“左”勿右，大搞阶级斗争，以“革命”、“主义”吓唬人，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整人，以冠冕堂皇、貌似大公无私的方式行私欲、泄私愤；他们霸占真理，霸占权力，“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权力成为“真理”的主子；他们惟我独尊，有恃无恐，推行“红色恐怖”、“红色法西斯主义”，吊打、折磨、诱骗、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惯于无限上纲，大肆挞伐，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无辜，动辄兴师问罪，动辄杀人。此“极左”文化根深蒂固，影响极其恶劣，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它比封建主义的文字狱、文网、禁书、焚书、冤狱的规模更大，做法更卑鄙，影响更坏，它曾造成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此“极左”文化不彻底清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美好的理想将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

有人说，中国古代是文人治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此话既无道理，又有道理。无道理在于知识者在古代无非是奴才，得温顺地听皇帝老子的话，朱元璋、乾隆不知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别人也奈何他不得；有道理在于文人似乎在政治中扮演了比农民更重要的角色，如李自成杀戮儒士而失去儒生的支持，洪秀全以基督教之“异教”也失去了儒生的支持，这是他们失势的重要原因。还有，赵匡胤以文人执掌军权，很有点象现在西方国家之文官出任国防部长。只是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官没有多少实权，甚至没有人格可言。

四

老子、庄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的无为、辩证、以柔克刚的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庄子的恬淡、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精神也历来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同时，老庄的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反法律，以及推崇权谋术数、功成身退、逃避责任，安于愚昧贫困，倡导复古等思想也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僵化有关。孔子、韩非子、墨子、鬼谷子、孙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其人治（礼治）的逻辑，韩非子以其苛刑酷政、阴谋权术、专制一统等理论，墨子以其兼爱空想、经验主义，鬼谷子以其游说揣摩、钓人谋略，孙子以其诡诈兵法等等奠定了中国现实政治、军事和社会文明的基础。不懂老庄孔韩墨鬼孙，就不懂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

五

中国几千年围绕着下列词汇做“文章”，如专制与专政，税吏与干部，儒家经典与领袖语录，反省修身与自我批评，保甲与街道委员会，儒家仁政与领导关怀，忠孝与衷心，暴力与革命，清官与好干部。

中国的社会理想不是正义而是和谐。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是非感。所谓“好人”的定义是，不惹是非，不与人争，熟悉人情世故，讲究情面的人；他们常常认为情大于法；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情愿做忠实的顺民。“好人”往往只有臣民心理，没有公民意识。

中国人为了做官，可以漠视正义，不择手段。那些醉心于科举，从童生到秀才，再到举子、进士，热衷于功名富贵、官场倾轧的庸人得道高升，有正义感、是非心，有个性，有开创能力的人淹没无闻，甚至前程凶险，此乃中华文化之自杀机制。

六

有人说，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实，自强不息讲对了一半，厚德载物纯粹胡说。

传统中国是封闭之国、守旧之国，几千年以来（至现代之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小得可怜，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的状态，能自吹我们“自强不息”吗？中国的思想是“守旧”，《尚书》上说“人惟求旧”，东西也是旧时代的好。如孔子向往周初时代，老子向往黄帝时代，庄子向往伏羲时代，墨子向往大禹时代，总之，先贤都是教人往后看，不像西方思想教人向前看；西方思想教人成功，中国思想教人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应当急流勇退。这怎能说是自强不息？的确，中国古代尽忠的人多，文人多，参加科举的多，写书的多，中国近代以前的书籍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但没有人探讨新的东西，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进步，能说中国人自强不息？

再说，中国是隐士之国。浓厚的隐士文化强调退隐修身，功成身退，独善其身，能说自强不息？古代名士许多是出世的或带有强烈出世倾向的，如许由，伯夷，叔齐，孔子，老子，庄子，慧远（净土宗创始人），慧能（中国禅宗真正的创始人），陶渊明，唐伯虎，严子陵，李白，王维，苏轼，诸葛亮，刘伯温等等，虽然有的人最后得以施展抱负，创功立业，但很难说他们有勇往直前、决不后退的精神。

至于厚德载物，一看便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决没有宽容异见、自由言论的“厚德”。

（旧）中国是计谋之国、奸邪之国，官场倾轧，人际争斗，尔虞我诈，小人作乱，心胸狭隘，谈何厚德载物？旧中国的政治充满阴谋和杀戮，草菅人命，没有人权，能说厚德载物？

七

中国是诗词之国。不只是知识分子，连草莽统治者都会附庸风雅，以诗言志，如朱元璋诗曰：杀尽天下百万兵，腰间宝刀血犹腥。曹操诗曰：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黄巢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江诗曰：敢笑黄巢不丈夫。李世民诗曰：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刘邦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洪秀全诗曰：手握乾坤杀伐权。读这些诗，杀气冲天，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一批批的文人因诗因文被斩，如杨恽、孔融、高启等，“有志之士”仍然“前赴后继”地写诗撰文。如朱元璋时，有成百上千的文人因诗文先后被处死，连累者更是不计其数。中国人并不因此而畏惧、退却，到清朝时照样以诗讽世，结果，雍正、乾隆又杀了不少。中国百姓的力量竟然如此渺小，只能以诗文抗争；中国人的创造性竟然如此发泄出来，几千年浇泼在诗文上。

八

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管子》中说：君主可对百姓“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吕氏春秋》中说：“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战国策》中说：“以天下恭养”（一人）；《礼记》中说：“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淮南子》中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现在，还有无数的“志士”要把这一“光荣的”传统发扬光大。他们写文章，推崇新权威主义；拍电视剧，为封建皇帝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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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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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社会上市场经济的实践红红火火，教室里计划经济的教育如火如荼，填鸭式，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单向的教，闭嘴的学，温顺听话的教育，陈旧的名词-----私有制剥削，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姓公姓私，国有制的优点……，计划经济的观念大有借尸还魂之势。

中国实行的是“死人”教育。教师是“教书匠”，以匠人的心态去绳墨、要求鲜活的学生，培养无思想、无个性、温顺服从、只会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有用人才”。我们全盘照抄了苏联式的国家功利主义教育、精英教育，急功近利，忽视基础，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唯工具意识，唯实用技术，唯智育，唯考试，将教育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政校不分，校长为技术官僚，为政治附庸；管理衙门化，管理人员官员化，学校办“社会”，无所不包；德育不重视培养基本的公民素质，时间浪费在做圣人的说教里；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劳动观念，据报道美国小学生平均每天参加课外劳动1.2小时，中国小学生仅0.2小时。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提倡效忠奴化，师道尊严，不允许学生独立思考、有“旁门左道”的思想，以“话语霸权”压制学生的创造力。如此几千年，教育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那时，把百姓当作牲口，不厌其烦地进行着“牧民”教育。

现代教育是怎样的呢？

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主义”，“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并指出：“有容乃大”。现代的教育就是宽容的教育、个性的教育、独立的教育；现代的大学就是“有容乃大”之学堂。

现代教育是圆桌教育，平等教育，个性教育，民主教育，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创造性为基本训练的教育。它是训练人格独立的一般知识分子，成为人格完整的一般的人的教育，而不只是培养技术专家的教育；是面对普通人的教育，而不是圣人、精英的教育；它以科学的人道主义代替国家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畸形的发展，以民主法治代替奴役顺化。现代教育不是面向教师、试卷、分数，而是面向学生、能力、创造力。现代教育家应独立于现实政治。大学校长应由大学教育委员会、教授会选出，而不是由国家机关任命。学校的管理应交给教师会、董事会，监督应交给监视会、家长会。

在中国，有独立个性的有创造性的人往往被淘汰，按部就班、性格圆滑的人往往青云直上，占尽风光，此即中国特有的优败劣胜现象。所以，（旧）中国的教育以培养劣者为己任，以出现优者为可耻，优者往往会遭到开除的厄运。

中国不会出现思想大师，不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二

缺乏法治是传统中国的痼疾。二千年来，我们只有“法制”，即宰制、统治人民的法律，商鞅、韩非子就以法家著称，《唐律》还非常完备，但我们没有“法治”，即没有注重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法制与法治两词，虽一字之差，但谬以千里。法治第一位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约束统治者的行为，第二位的是打击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而法制则是专门对付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中国古代有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统治者将法律视为工具、玩具，可以任意解释它、歪曲它、践踏它。

胡适认为：宪法不应是一纸空文；侵犯人权，一者来自民间的个人和团体，另一来自政府机关。特别是要以宪法防范第二类。

李大钊说：宪法“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的权威而设；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陈独秀说：“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在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罗隆基说：“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

胡适认为，宪政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现实生活的习惯。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并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现代司法遵循米兰达规则：警察审讯时的口供不作为定罪的证据；律师在侦讯阶段就介入，以制约警察，但律师不得串供、包庇；审讯时要先告知被告有沉默的权力，可请律师，如请不起，国家将免费提供律师；审判前法官不介入，不先定罪，一切法庭上见。原告与被告、公民与政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司法是：行刑逼供，没有律师为被告辩护，法官受当权者意志的左右，不独立；未审判先定罪，审判流于形式，基本上没有民告官、民告政府的事，官、政府处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臣民处于被统治的弱势地位，臣民就是草民。

可以说，中国社会需经历三个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变为民主法治社会，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变为现代中华文明。所以，中国既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还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的、整体的现代化；既要将人民从无产转变为有产、从劳动者转变为知识者，还要从旧社会的被统治者地位转变为真正的当家作主者；要从人治、专制、官有的古代文明转向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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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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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是理性与科学。

中国近代有两件大事，一是民族主义，二是现代化。一些人以为，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树立起民族尊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制造先进的武器，中华民族就可以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岂不知现代文明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不可割裂。经济要腾飞，没有市场经济不行，没有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不行，没有公平公开公正、自由理性科学的现代文明也不行。

什么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科学观念、民主思想、宽容精神、人权思想、法治精神、权力监督制衡思想、言论自由制度、和平协商观念、最佳化管理思想、资源优化配置思想、守法守信观念、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等的综合体。

现代中华文明则应当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吸取现代文明的精华，以民主人道、宽容自由、科学理性、公平均富、法治守信、自主负责、团结和谐、爱国自强、尊师重教、和平统一等为基本原则，以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去创造中华民族的再次辉煌，而不能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非理性的激进态度去超越工业化、超越市场经济、寄希望于建立无剥削、绝对没有不平等的“美好社会”。

当一个人不择手段地挤进天堂的时候，他必然进入了地狱。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曾经把中国变成了地狱之国。

所以，中国人应当学会理性、科学，应当奉行现实主义，抛弃空想主义的教条，致力于建立开放的、逐步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

二

中国人有智无知，有智慧无理性。全世界都承认中国人很聪明，智慧很高，老子以其智者的形象、孙子以其谋略之祖的形象在世界上高标孤立；在如今，华人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很高的地位，美国一流科学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华人，东南亚的华人控制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命脉。可是，你仔细观察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人并无多少知性、理性。菜固然可以炒得好吃，饮食文化可以百花齐放，但对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力、如何制约统治者、如何释放百姓的能量发展经济、如何克服贪污腐败、如何避免社会动乱等等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却几千年几乎没有一个人思考过，没有一个人实践过。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人确实无知性、无理性、无头脑。

我们几千年热衷于炼丹、八股、气功（导引）、烧香、拜佛，热衷于皇帝、当官、发财、科举、福禄寿喜，热衷于莺歌燕舞、歌颂太平盛世，而对迫在眼前、循环重复的危机、动乱、灾难竟视若不见、毫无知觉。我们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御用的、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的、解释性的，没有独立的批判理性，全国沉浸在吃喝玩乐、贪赃分赃、歌舞升平之中。（旧）中国真是荒诞之国啊！

三

中国现代化存在着六大困境或者误区。

一是把现代化仅仅看作“四化”，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物质的现代化，而忽视了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

二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改革与发展，导致腐败的蔓延。腐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速度。反腐败则是治标不治本。

三是极“左”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表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仍然垄断资源，政企仍然不分；只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方面。

四是很少着手从制度、法治建设上避免和制止社会动乱，多是强调眼前的稳定，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关系。

五是民主法治建设相当落后，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六是没有致力于与现代人类文明接轨，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没有有效地进行道德、信仰、规范的确立和重建。

现在，一些政府机关经常举行自然科学知识讲座，这些讲座确实很重要，不过，我以为，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极不发达、追赶富国、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自然科学必然昌盛，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往往被冷落；但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了。如美国如今，大学毕业生70％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大量需要律师、经济学家、管理人员、社会学家、心理医生以及懂得现代政治的人才等。而对于自然科学人才，他们则可以通过大量地从发展中国家引进留学生、学者来弥补（政治家、社科人才、管理人才却往往是难以引进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多半是学法律、政治出身的，他们对现代政治、社会管理有专业知识，而不像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大多来自技术专家，他们对政治运作往往只有感性经验，缺少关于社会发展、现代文明的理性知识。而且，由于长期的人治经验，官员们很容易作茧自缚，无法解放思想。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先进的做法是怎样的，发达国家是怎样运作政治的，是如何克服腐败、动乱的，等等。

落后国家之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中国只出意识形态专家、御用文人，没有思想家，没有人文学家。有人说，人类的知识分两类，即服务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或者说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即主要是服务的知识，人文科学主要是批判的知识），因此知识分子也分两类，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只有服务的知识（御用的、工具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分子，没有批判的知识（反省的、人文的知识），没有人文知识分子。

中国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思考，思考如何重建社会规范、道德、正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考如何防止腐败、避免社会动乱，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因此，中国需要思想家、人文学家。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的尴尬只能说明精神文明的衰落。严格地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主体，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客体。判断人文科学的是非标准是合理性，而不一定是社会科学的真实性；其理论必须是逻辑自恰的，是公理而不一定是真理；应当致力于寻找理论域内的判据，而不一定要象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那样寻找理论域外的判据。所谓科学应当是，一，对事实进行描述，二，对主体进行反省。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客观描述式的，人文科学的方法是主体内省式的。我们既要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方法，又要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研究方法上尊重人，尊重他人的创造性。

社会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事实与价值的体系，分别使用描述的和表意的语言；描述与表意的方法有各自适应的范围。社会科学是描述性的，人文科学是表意性的。

中国尤其要发展人文科学。

wangdapeng

引用:

中国随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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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中国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为了专制政治而牺牲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历史。

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是为统治者服务，其使用价值就是吹鼓手。此即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报得君王知遇恩”，“文以载道”，“文应时而作”，“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致君尧舜上”之意。而且，中国的统治者从来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仅看作自己的门下食客、乞讨者一般；如汉高祖刘邦“轻士善骂”，看不起读书人，经常戏虐学士，甚至往士之帽中撒尿，其流氓本性可见一斑；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流氓皇帝，他大肆诛杀学者士子，各地“府学”少有存活的。

尽管知识分子这样受尽凌辱，现在还有人说中国古代是“士人政府”，士人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充斥衙门。其实，士人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而已，不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还随时可能被廷杖、诛杀。这样的士人政府，莫若称之“奴才政府”、“猪狗政府”。

在当代，“反右”、“文革”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受到百般侮辱，肉体和精神被蹂躏，人格丧尽。直到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宁左勿右，甘于做花瓶学者，歌功颂德，忘却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时弊、匡扶国危、疾呼民意的道德和责任。

二

旧中国是奴才之国、草民之国。除了皇帝、最高统治者，古代中国人都没有人权、人格可言，官僚往往为了取悦上级而丧尽尊严，知识分子往往为五斗米而折腰，老百姓往往被当作草芥、猪狗一般。

林彪的言行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研究、玩味。林彪在很大程度上本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其旗下干将多在文革初期受迫害，与“四人帮”水火不容，林彪也与江青常常势不两立。林彪、陈伯达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可是毛泽东否定了他们的报告，决定改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林彪为此而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但是，林彪却是以“捧杀”的方式来对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希望这样做，自己能成为钦定的接班人，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把毛泽东加以否定。殊不知这样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身败名裂。林彪的捧杀实在是中国人阴谋诡计的大表演。

中国的政治只限于宫廷阴谋，官场厚黑，或机谋暗算，或血流漂杵。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阴暗到了极点。

三

古人尚有人能“世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如庄周不做楚相、“独往独来”，竹林七贤愤世嫉俗、不媚权贵，八大山人冷眼向天、孤傲不群，李贽鄙视圣人、阐发童心，扬州八怪独立特行、清高傲岸。

在当代，陈寅恪在五十年代提出“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 “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他在历次运动中虽多次被抄家、批斗，但决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或许正因为有其独立性，才成其为大家。郭沫若在大跃进期间就提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大师们的灵魂。遇罗克说：“乾坤特重头特轻”。陈独秀说：“自古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庄周、八大山人、李贽、陈寅恪、遇罗克、陈独秀是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大门的洞开正是这些英雄们无数次撞击的结果。

wangdapeng

引用:

中国随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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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既是制度，也是生活，既是理想，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科学的、简单的，有利于人民的程序化的政治。它以市场经济、民有财产制度为基础；它唤醒人的个性与良知，唤醒说真话的意识，唤醒真实的人性；它要求成熟的公民意识，健康的公民社会，每个人负担起公民的责任；它将政治作为保护人的途径，作为人们求得美好生活的途径；它要求不再用真理解释罪恶，不再以仁义道德、忠孝礼义作为政治的出发点。

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们有一种恐惧----怕被拒绝怕被社会排斥的心理，所以人们只好与世浮沉，道德沦丧，口是心非，逐渐地习惯于谎言中的生活。可见，极权主义社会是个荒谬的世界。

在极权社会，好人的定义是认认真真生活在谎言和虚伪里；坏人的定义是异想天开堂堂正正地按理性常识做事；真理的定义是权力的奴仆加无所顾忌的谎言，错误的定义是不为权力服务的理性加真话。

三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旧）中国是草莽英雄的天下，士只能成为幕僚、军师，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独立、无个性、依附性、软弱性的弱点。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先导作用，没有知识阶层对时政的批评、对改革的摇旗呐喊、对理性常识（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宣传，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市场经济、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乡村民主、企业民主、司法改革、与国际接轨等等，都是先经学者的无数次呼吁论证，后被政府采纳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的。

四

现代制度与旧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

现代政治必须尊重人性，而旧中国的政治是非人性的；现代政治是现实主义政治，承认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欲望，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乌托邦政治，抑制人性，献身天堂，结果天堂的理想成了通向地狱的桥梁；现代政治是公仆政治，人民是纳税人，官员是公仆，是被人民养活者，理所当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明君政治，明君恩赐臣民，臣民必须忠于明君；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人格政治；现代政治是程序政治，按照“游戏规则”玩政治，而旧中国的政治是无程序政治，不讲规则，唯以实力、阴谋、斗争取胜。

五

中国是平庸之国，尚中庸，否定个性；能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无才无德之人往往平步青云，而有棱有角、个性突出、不安本分、积极进取、有创新能力、尽管德才兼备但被评论为“易出乱子”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此即中国特有的用人择劣制度。

（旧）中国的行政还是“屁股指挥脑袋”的行政，官员们为保住官位而曲意事奉，为坐成椅子上的“佛”而情愿成为世间的“鬼”，鬼话鬼事皆做。对于一些刚刚踏上社会的青年，前辈们总是谆谆教导他如何“适应社会”，磨却锐气，抛掉赤子之心，尽快变得“成熟”起来。这样，一个平庸的社会进化了几千年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旧）中国还是愚昧之国，人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无知。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无知，所以安分守己，听任权力的摆布；因为无知，不知道苦难的真相，所以重复灾难；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可见，无知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

中国人相信人性善，所以恶肆虐；相信圣人，所以小人得志；相信明君，所以愚氓遍地。

中国人天天生活在愚人节里。捷报频传，莺歌燕舞，报喜不报忧，一派太平盛世景象。

秦二世胡亥接到陈胜吴广等起兵的消息，宁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不承认有“反叛”的事实，并将言及反叛的官吏一律下狱治罪，这样，就没人再提及“造反”之事了。胡亥则掩耳盗铃，深居简出，直到葬身起义军的洪流之中。

据说花剌子模的皇帝也与胡亥类似，只愿听信使报喜讯，不愿听凶事，凡报喜讯的一律有赏或提升，凡报凶事的一律受罚甚至丢脑袋。这样，皇帝只能听到喜讯了，他以为这一下子国家真的太平了。真是愚蠢之极。

秦二世与花剌子模皇帝的教训，一些人至今没有吸取。

六

为了纠正不合理的制度，有时需要采取不合理的行为。

要让古代残忍的专制统治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无疑是与虎谋皮。于是，人民不得不以暴抗暴，挺而走险，建立一个暂时性的仁政政府，尽管这种仁政是因人而废、持续不长的，终究会转变成为暴政，但人民也无可奈何。

有人说，中国有顺民，有暴民，但没有公民。的确，不合理的制度要求有顺民，服服贴贴，逆来顺受，同时又造就了暴民，打打杀杀，啸聚山头。尽管后者也有其正义性，但毕竟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内涵。

公民是享有人权的主体，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新人，是有权利有责任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人、纳税人，是政府、政治的目的和基础之所在，是民主法治的归依点。

wangdapeng

引用:

中国随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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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有一种扭曲的暴虐的人性，并由此产生古代暴虐的体制。有些人视暴虐、杀戮、战争、敲诈、掠夺、欺压为理所当然，只恨自己不能成为“人上人”，不能去欺压别人；所以人们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面对着残暴、杀戮、死亡，我们竟能做赏心悦目的看客。几千年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的王朝更替不断，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结果杀来杀去，体制却没有大的改变，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甚至常常发生大的倒退。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悟，却想方设法将杀戮的体制合法化，将恐怖统治制度化，正象谚语所说：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变得崇高。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

中国人几千年只有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

二

中国的智慧是遗忘的智慧。灾难刚刚过去，中国人又把希望寄托于曾经造成灾难的皇帝、制度上。

古代中国人对权力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与暴虐的“明君”、谎言的政治有无限的宽容与耐心。

杨杏佛说：“为争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三

商鞅与苏格拉底是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臣民政治，后者主张公民政治；臣民需要愚昧，需要服从，所以，商鞅说“民不贵学问”。中国文化就推崇无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绝圣弃知”，“常使民无知无欲”；庄子说：“天下大乱，罪在乎好知”，“任知，则民相盗”；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苏格拉底的公民政治是知识的政治、维护人权的政治、民主法治的政治；苏氏对民主的批判恰恰是为了改善民主，其对法治的维护正是公民精神的体现。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治判处死刑说明，民主也会犯可怕的错误，但它可以得到纠正，逐渐臻于完善。

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明君清官领袖的出现而不关心构建捍卫其权利的制度。我们是父道主义，官员是民之父母，为民作主，政府有“教民”的责任；我们的祖先们容忍专制主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为何物，情愿受虐。

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之献身。

梁启超最早提出“思想解放”：“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四

李大钊说：“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清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无文字狱、无文网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盛世。

五

中国是个大灾大难的民族，兵燹、饥荒、天灾、人祸肆虐着这个国度。可是，无人知道其原因何在，又没有避免它发生的方法。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无望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多少亡灵在痛苦地诉说着。春秋战国动乱551年，魏晋南北朝动乱389年，唐末动乱53年，南宋及辽金元动乱241年，以及改朝换代之秦汉唐宋明清等屠杀，还有盗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窦建德起义，黄巢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白莲教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之流血，这些战乱、饥荒共造成死亡达几十亿人。

五千年悠悠岁月，何时苏醒一个中国梦？

有歌词曰：“黎民百姓长久，功名利禄短暂，一部青史等闲看。说一千，道一万，人心要比天地宽”。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黎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怎能说长久？功名利禄虽是过眼云烟，但暴烈专制的秦皇汉武传之万代，怎能说短暂？为了无休止的权力杀戮不止，怎能说中国人人心宽厚？

六

中国有一种期盼清官、神侠为民解难、劫富济贫的浪漫心理，不是依靠制度法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梦想着依靠体制外的力量出现奇迹。

中国的清官是两袖清风、犯颜死谏、最后感天动地，借助上天或明君的力量才为民除害或为民作主的，可见，他本是靠不住的；中国的神侠则往往是变态的、残酷、血腥的闯荡江湖的勇士，以其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气功、点穴、毒化武器等打抱不平，为民伸冤。这种想象不但过于浪漫，而且以无法无天对待无法无天，它反映了专制、人治社会的中华国民性的扭曲。中国人成天做着白日梦，对浪漫、无法无天的传统津津乐道，并且把它当作现实。

七

聂绀弩之“文革”诗云：“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这是一个多么动荡的社会。中国人不知要过多久动荡的生活！

wangdapeng

引用:

中国随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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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个体的人看得十分渺小。中国画中的“人”点缀在山高水长之中，几乎无踪影。在中国的现实中，人也只是有工具的价值，是工具的人而不是人性的人，人作为“千里马”、“螺丝钉”，被用来为统治者服务。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做“有用人才”，人被当作牲畜一般，被一些“唯物主义者”当成了“物”。

中国的教育也是培养无人格无生命活力的“贤才”。古代儒士为参加科举，一味背书，不许有自己的任何创见，连经典的注释也只能依照权威，知识分子遂成为圣贤导师的精神复制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立科举开始，中国的教育就不再独立了，教育给行政化、意识形态化了。先生成为所谓的“灵魂工程师”，学生成为任人摆布的雕塑品，根本无人性、人格、创造性可言。而且，教育旨在树立单一的思想模式、培养不屑于劳动的“精英”。

我们是个压抑得太久的民族。

二

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却是捍卫常识，捍卫理性。真是莫大的讽刺！

许多人为常识、理性付出了代价。

什么是常识、理性？权力需要监督、约束；腐败不能靠自我清除，就象外科医生不能割除自身的肿瘤一样；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的经济，不仅要解决效率，还要解决公平；多元化是创新精神之源，汉武帝独尊儒术必然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在法律面前必须一律平等，高官、歌星、名人不能例外；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避免王朝循环，避免社会动乱；明君、清官、游侠是靠不住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政治和愿望必然导致灾难；暴露阴暗面、批评时政、揭短、反省问题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歌功颂德是灾难的前兆，就像老百姓所说：奉承是恶友，批评是诤友……这些都不是深奥的道理，而是浅显的知识，是有头脑的人的理性。

三

中国不仅需要实现物质现代化，更要实现精神现代化。

什么是精神现代化？它包括民族精神、团体精神、个人精神的现代化，如民族精神应当是创新的、进取的、宽容的、民主的、法治的、公平的、契约的、信用的，等等；团体精神应当是团结的、和谐的、自主的、进步的、民主的、多元化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等等；个人精神应当是人性的、个性的、宽容的、平等的、探索的、守法的、有爱心的、尊重他人的、善于学习的，等等。

现代化的精神面貌是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当从古代中华文明转向现代中华文明，从精神萎缩的状态转向精神现代化。